如今，我國汽車市場乘用車產銷規模遠大于商用車，而在改革開放初期，轎車卻是連“準生證”都沒有的“黑戶”。彼時，在重卡、輕卡、輕客領域，國家主導引入了大量先進的技術和產品，商用車體系迅速發展壯大，轎車產業則幾乎一片空白。

　　隨著中國經濟迅速復蘇，數以十萬計的轎車需求引發了一輪進口熱潮。幾十萬輛外國轎車通過各種渠道潮水般地涌進國門，并帶走了大量寶貴的外匯。有數據統計：僅在1984年，由于進口汽車流出的外匯就相當于中國汽車工業30年總投資的兩倍多。

　　這一現象引起了中央決策層的高度關注。80年代中期，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計委、國家經委組織參與的兩次大型高層論證會先后召開，就中國要發展轎車工業一事在經濟界取得了共識。1987年8月，在避暑勝地北戴河，國務院汽車工業發展領導小組聽取了中汽聯理事長陳祖濤關于發展轎車的匯報，對發展轎車工業原則上表示同意。

　　根據北戴河會議紀要，中央很快作出了建立轎車產業的重大決策，相關企業的轎車生產終于獲得了“準生證”。該項決策確立了一汽、二汽、上海作為我國“三大”轎車生產基地，天津大發、北京吉普、廣州標致為“三小”生產基地;此后又確定了兩個微型轎車生產基地，我國轎車產業邁入新征程。